《京报》是存在于明清两代，主要用于刊登每日的朝廷动态、皇帝敕令以及大臣奏折等公文的一种文本。在清代，《京报》是传播朝野消息的最主要载体。在19世纪，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十分重视《京报》所刊消息。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在对华情报收集上，《京报》是他们获得中国朝廷以及内陆地区最新动态不可或缺的情报源；在中外交涉中，《京报》被他们用作迫使中国就范的外交手段；在对华心理上，《京报》还被他们看作窥探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真实想法的窗口。以19世纪英美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主力的英文译介活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书稿以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京报》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西人围绕《京报》进行的翻译、介绍、研究以及外交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中国本土的信息传播载体与近代报刊这种外来的新式信息载体产生联系，建立对接，并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考察处于近代转型过程...(展开全部)

《京报》是存在于明清两代，主要用于刊登每日的朝廷动态、皇帝敕令以及大臣奏折等公文的一种文本。在清代，《京报》是传播朝野消息的最主要载体。在19世纪，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十分重视《京报》所刊消息。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在对华情报收集上，《京报》是他们获得中国朝廷以及内陆地区最新动态不可或缺的情报源；在中外交涉中，《京报》被他们用作迫使中国就范的外交手段；在对华心理上，《京报》还被他们看作窥探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真实想法的窗口。以19世纪英美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主力的英文译介活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书稿以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京报》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西人围绕《京报》进行的翻译、介绍、研究以及外交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中国本土的信息传播载体与近代报刊这种外来的新式信息载体产生联系，建立对接，并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考察处于近代转型过程...(展开全部)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舆论重镇”《京报》的灵魂人物是邵飘萍，他怀抱理想主义情怀，呼唤新闻自由，反对专权压制，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追求与悲怆、奋斗与激昂仍感召着后人。邵飘萍们的背影已经渐行渐远，我们有必要拂拭去漫长岁月层积的尘埃，再次走近邵飘萍和他主持的报纸，为读者讲述一个人、一份报和一个时代荣辱与共的风雨历程。

本书旨在调查《论语》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并基于实证数据以及“翻译说服论”的相关提示，分析和探讨影响译本传播与接受效果的因素，从而为推动《论语》更好地外译，提出若干理论见解与策略建议，在促进译本的接受和流传、塑造经典优质译本方面，给予译者启示。同时，本书也会对个别的《论语》译本展开文本层面的细致分析，并关注特殊的译者群体的共性，以求在主体性方面有所发现。此外，本书的关注点还将扩大到《论语》以外的其他典籍和领域，试图从更宏观的视角，对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进行审视和思考，从而总结相关经验，以资借鉴。本书适合广大典籍翻译者、翻译研究者、国家传播和外宣人员，以及对典籍翻译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使用。

《京报副刊》是“五四”时期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副刊，《京报副刊》由孙伏园编辑,1924年12月5日创刊,日出一号,每号印16开纸8版，每月合订一册，至1926年4月24日《京报》被张作霖封闭而停刊,共出477号。《京报副刊》是综合性刊物，哲学、 历史、 经济、伦理、宗教、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有所兼顾，但偏重文学，所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文艺评论、文学翻译等作品，约占一半以上，该刊有意办成一个“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孙伏园《从晨报副镌到京报副刊》)，所以撰稿者很广泛。所发表的文章从政治倾向看，有不少宣扬“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但有更多的文章表现出进步的革命的倾向。本次是将《京报副刊》全部477期按原样影印出版，精装为6册，为便于检索利用，还编制了“总目、索引”一册（即第7册）。全书共7册。

【内容简介】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的最终成果。《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后世称之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已近400年，历经汉学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本书将《尚书》的西方英译重置于西方汉学史的宏大叙事之中，对其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描写，以期为今后的中国典籍翻译等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考与启示。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

【内容简介】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的最终成果。《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后世称之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已近400年，历经汉学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本书将《尚书》的西方英译重置于西方汉学史的宏大叙事之中，对其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描写，以期为今后的中国典籍翻译等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考与启示。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

本书重点关注视觉形象在强势新媒体中的应用；介绍关于光线、眼睛及大脑的最新科研成果；解释视觉形象何以不断造成已知或未知的误导和曲解；分章讲述视觉形象在不同媒介条件下的应用，如电影、电视、印刷品、图形设计、信息图形、卡通、计算机等；分析在当今媒介资源极大丰富的社会中，视觉信息的诸多消费途径。

国家类型学说，是系统区分和比较不同国家形式的学问。晚清时期译介国家类型学说，1898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898年之前，进程缓慢，规模有限。1898年之后，明治日本借用汉字吸收西学而形成的国家分类理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潮涌而进，内容丰富，观点纷歧，尤其表现为“国体”“政体”异同关系的辨析。“国体”“政体”是否有别、如何区分的争议，虽导源于欧美关于“国家形体”与“政府形体”异同的争论，本质上却是明治立宪后遭遇君权与民权之争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援引“国体”“政体”学说分析规划改制，同样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交贯的“国体”“政体”认识和主张，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和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症结。